隋朝画家擅宗教壁画，也从事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大多是描绘上层社会的生活，表现了比南北朝更为关注现实生活的倾向。在艺术上则受东晋南朝影响为多，张彦远称：“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阎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他们的创作初步表现出个人的专长。如：“（杨）契丹则朝廷簪组为胜；（郑）法士则游宴豪华为胜；（董）伯仁则台阁为胜；展（子虔）则车马为胜。孙（尚子）则美人魌魅为胜。”这时期的画风多属于“属意温雅、用笔讽渭”的绵密一体。

    隋代统一后，一些南朝和北朝的画家仍在继续创作，如展子虔“历北齐、周、隋”，从“初董与展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则见轻，后乃颇采其意”的记载来看，展子虔在北朝时已颇具盛名，他画过的《北齐后主辛晋阳图》，应该是在北齐时的重要创作。郑法士“在周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授中散大夫”。他画过的《北齐畋游像》、《杨素、贺若弼像》，可能也是北朝末期完成的作品。因而在注重六朝画风对隋唐画家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北朝艺术成就的作用。确切地说，著名的展子虔、郑法士等人事实上是北朝末期至隋代的画家，他们的创作生涯说明了隋代美术的过渡性。由于南北方画家延续了几个朝代的不断努力，终于使隋代出现绘画创作又一次向鼎盛时期发展的趋势。

    唐代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尤其是人物画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继承传统又有进一步成就的首先是初唐阎立本。与此同时，活跃于画坛的尚有少数民族画家尉迟乙僧与康萨陀，他们安康装修公司以画外族人物、佛像及奇禽异兽而负盛名，这种新风格的出现表明着绘画艺术不断向新的方面作出探索。初唐画坛呈现着集南北传统画风与外来风格争相辉映的局面。

    这些画家的作品遗留下来的很少，但考古发掘的墓室壁画却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展现了初盛唐之际绘画，特别是人物画较为全面的发展面貌。这些作品虽只限于表现皇室、贵族生活，但题材面宽阔、构图能力很强，尤其是巨大宏伟的气魄，反映出艺术创作适应着社会的繁荣，它们是社会、文化面貌的缩影，大大丰富了对整个绘画多方面的认识。

    李贤、李重润墓以及李仙蕙墓是唐高宗乾陵的陪葬墓，壁画作品规模恢宏。李贤墓出行图画面宏大，在较为单一的动态中，成功地组成流畅奔放的构图；而李重润墓仪仗图则突出着庄重气氛。这表明在南北朝常见的平行式构图的能力大有提高。《马球图》以左右奔跑的马组成了以击球一组为中心的画面，奔放活泼，构图和人物动态的表现技巧趋于成熟。盛唐是唐代美术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在道释画方面出现了象吴道子这样富于变革精神而又影响深远的画家。表现上层社会生活的贵族美术受到普遍重视，突出地反映在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仕女画的盛行上，而张萱、周昉则是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不少画家是为宫廷的需要而创作的，宫廷生活形成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如以武后、明皇、杨贵妃、虢国夫人等的游乐生活为题而画了不少独幅画。

    唐代的宗教美术明显地世俗化了。一方面绘画形象和表现技巧经过不断地探索而更为广大观众所接受；另一方面就绘画题材而论，现实性因素逐渐增多也曲折地表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重视。根据经典创造的佛像体现了现实的要求，菩萨天女体态丰腴，容貌端丽，具有动人的丰姿，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到这种明显地变化。直接从生活中汲取素材和形象成为一种风气，以致有人直称：“今（宝应）寺中释梵天女悉齐公（魏元忠）妓小小写真也。”前代的张僧繇的“张家样”、曹仲达的“曹家样”代表了同时流行于中原与外来的两种不同风格。发展至唐则逐渐形成以吴道子为代表的“吴家样”和周昉代表的“周家样”，这是融合中原与外来因素而形成的两种中原地区新的艺术风格，是更加为人们普遍喜爱的佛画不同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