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是宋徽宗的儿子，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然于心。1143年，宋高宗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宋徽宗遗制，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他于1144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1146年，修内司官窑不负宋高宗所望，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其形制、尺寸均再现了宋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采。

    宋高宗依照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官瓷，是对宋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国势渐趋稳定后，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需要。宋高宗又依制在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北宋官窑为蓝本的南宋官瓷，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从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人野蛮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其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刀光剑影的侵略战争和谐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强盗们洗劫一空，这段倒行逆施的历史不是人们能用痛惜所改变的。《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北宋）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这些山野暴徒“很黄很暴力”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强盗囊中。

    令人发指的是，当时汴京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国器、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这帮强盗还暴殄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军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真可谓发了不义战争的横财。而这种抢掠的胜利，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想象不到，毁灭一个文明的江山，竟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财富和利益，其当然也为后世入主中原的强盗们做出了榜样。可以说，中华民族多灾多难、难以止息的悲剧，北宋以降，多源于野蛮对文明的颠覆，良无所续，恶则无所不用其极，并成为一个怪圈，被一再重复，使中华民族受害匪浅。

    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北宋官瓷，为北宋官瓷题诗数十首。更难能可贵的是，清乾隆皇帝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安康家装行仿造。清仿北宋官瓷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一些仿烧作品几乎可乱真。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着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北宋官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烧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由此可见，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开封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

    北宋官瓷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浸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它不仅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传承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与世界的交流中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开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从北宋官瓷可见一斑。在追求高雅艺术和美好生活的今天，我们用静穆的心灵，通过对北宋官瓷的鉴赏和交流，真正感悟其艺术品质的卓越、文化魅力的所在。